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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8-25 18:02:56来源:宾利棋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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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回忆周恩来注重保密工作的光辉事迹,既是一种缅怀,更是一种学习和提高。继承发扬周恩来优良的保密工作精神和实践,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涉密人员强化保密意识、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,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  恩爱情侣不知对方身份  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妇从参加革命斗争的初期起,就具有强烈的保密意识。他们入党的时间不同,地点各异,建党初期也没在一起工作,所以相互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党的。恋爱期间,他们在通信中也从不涉及党的机密,只谈理想和情感。直到1924年9月,周恩来自欧洲回国后,经过组织沟通,他们才知道对方都是共产党员。1925年8月,两人结婚后经常相互提醒,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守党的纪律,保守党的机密。  1926年冬,党中央决定周恩来去上海,组织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,而邓颖超仍留在广州。行前,周恩来对去上海的任务守口如瓶。直到1927年3月22日,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起义取得胜利,邓颖超才知道起义是由周恩来领导的。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周恩来担任了开国总理。自1949年9月起,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工作和居住了26年。他的办公室同时是一个小型会议室和保密室,除了工作需要,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入。这间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他始终带在身上,睡觉时压在枕头下,有外出任务时,才把钥匙密封好交给邓颖超保管。有一次他走得匆忙,直到临上飞机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,于是他把钥匙封好让一位同志转交邓颖超。而每次回来的时候,见到邓颖超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钥匙取回来。  1964年10月16日,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获得成功。此前周恩来向主管负责人说:这次试验,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,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,不能告诉其他同志,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。他特别强调: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,党的中央委员,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,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。直到当晚10时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,邓颖超才知道此事。  周恩来身患癌症后,有一次对邓颖超说: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。邓颖超回答: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。他们知道最后的诀别即将到来,却都把不该对方知道的秘密埋藏在各自心里,体现出高度的保密意识和责任。  保密工作要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  南昌起义之后,1927年8月7日,党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,要求全党转入秘密斗争,提出“工人运动、农民运动、学生运动都要做好保密工作”。此后党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要领导的秘密工作委员会,由他主持制定了《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》等保密工作文件,成为我党最早的保密工作文献之一。  1927年秋,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,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科,由军委主席周恩来直接领导。当时特科的主要工作是为党中央设立秘密办公地点。为保证党中央的安全,周恩来为特科制定了极其严格的保密纪律,如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单线联系,一切活动内容必须严格保密,不能向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泄露。随后,特科为党中央建立了三个秘密工作点。党中央机关迁到上海后召开的几次中央全会,也是由特科布置的会场。  1940年1月,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,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。消息传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,大家都义愤填膺。与此同时,党中央两次急电,特别要求周恩来尽速离渝。周恩来慎重考虑后,向党中央表示不能撤离。  1月17日,局势进一步恶化,周恩来召集办事处工作人员开会,他说:反动派搞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很大,他们主要目的是想攫取我党机密,如密码、文件、地下党员名单,破坏地下党组织,打击同情我们的爱国民主人士,我们决不能让其得手。如果我们被抓起来,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。遵照周恩来的指示,办事处立即成立了保密小组,制定保密条例,并立即严格执行。各部门迅速清理机密文件,全部焚毁;必须保存的密码写在薄纸上,可以随时销毁;办事处内部配备报警装置和石灰包、沙包,以便遇到突然袭击时可以一面抵抗,一面发出警报,争取时间烧毁文件。  由于周恩来始终把保密工作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,在他的领导下,有力地维护了党的机密,为党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。  要求秘书严守保密纪律  每个秘书到周恩来办公室工作,他与秘书的第一次谈话除了提出如何工作和学习外,特别强调的是遵守保密纪律。  他要求秘书这样做,自己更是身体力行。平时涉及重要事项,他都用专线电话。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都装有专线电话和加密机,有时加密机出现故障,他仍然坚持加密后再通话。对涉密会议,周恩来都事先对参会人员、工作人员名单进行审查,并提出具体要求。如工作人员可否在场、服务人员是否可以进入会场倒水等细节作出明确交代。他每次参加会议均自己做记录。去世后,他留下几大皮箱手迹,其中属于党和国家秘密的,他都分门别类放在保险柜里。对密级高、时间紧的文件,他都要求专人专送专办。  办理急件,即使是深夜,他也把秘书找到身边亲自交代,并要求及时向他汇报办理结果。周恩来一直坚持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。每次秘书跟随他乘车外出,在车上他给秘书布置任务前,先按下电动按钮,待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,这才向秘书布置任务,之后再按电钮把隔断放下去。他这样做不是对司机和警卫人员不信任,而是尽量减少知悉者,缩小涉密范围。  周恩来注重保密工作,但从不搞神秘化,而是实事求是。有一位公安部门的负责人,每次给周恩来报送材料的信封上都写上“亲启”“特急”“绝密”。有一次他启封阅看后笑着对秘书说:“这位同志亲自写报告、写信封是好的,字也写得十分工整用心,但每次都注上‘特急’、‘绝密’也没必要。如果没有轻重缓急,都是急事也就不急了,都是绝密也就没密了。”  保密精神令基辛格钦佩  1971年7月,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,消息一经公布,世界为之震动。  周恩来和基辛格共同秘密操作,并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,是基辛格秘密访华成功的关键。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下,1971年7月1日,基辛格一行从美国起程,途经西贡、曼谷、新德里,8日抵达伊斯兰堡,然后采取“遁身术”,于9日凌晨3时秘密登上一架巴航飞机,在当天中午到达北京南苑机场。周恩来特别安排基辛格住到钓鱼台国宾馆,并亲自检查警卫、接待工作和保密措施,做到周到有礼、万无一失。  基辛格在北京秘密逗留了48小时,周恩来与他举行了6次总计17个小时的秘密会谈。之后,基辛格才悄然离京,重返巴基斯坦并经巴黎回国。直到7月15日中美双方才同时公开发表基辛格访华公告,中美秘密接触这一震惊世界的大事才公之于世。  后来,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表示对这次秘密访华深感满意,他对周恩来的过人才智、光辉品格、保密精神和保密措施,以及在改善中美关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尤为钦佩。  (摘自2008年第6期《秘书工作》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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